前晚看了部很有名的电影《天使爱美丽》，朋友们都是很喜欢的，因此我也看了。但不知那天是怎么了，看完电影，非常难受，注意，不是难过是难受，整个电影都给我带来很痛苦的体验，开始是心乱，后来是头晕。看完之后，我很厌烦自己，厌烦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说话习惯，乃至于自己的一切。难受的根源，是文艺二字，我发现我讨厌文艺了，这算是一个伪文艺青年的反省吧，伪这个字实在精准，既然不是，何故伪之？随即关闭了space，想认真静一静，想一想。

今晚看了部没有名字的电影《转校生》，日本电影，开始没当回事，只是为了度过晚上最没效率的一段时间，看电影的过程，不断发笑，是因为电影中很多的喜剧情节，看到最后，心情沉重，是因为牵扯到了生死的问题，到结束，明白了生是故事的开始，死是故事的结束。故事的结束不妨碍这个故事继续被传说，简单的故事、离奇的故事、浪漫的故事、平淡的故事，都是一段值得喜欢它们的人记忆并讲给别人听的故事。故事的生命不以故事的结束而结束，这是很好的结尾。

《转校生》中的音乐很好听，可以去这个链接在线听。

http://www.667t.com/music/5/5638/183841.htm

看了不到十分钟就开始走神，电影从一开始就异常低沉，观察世界的视角也异常诡异，电影中穿插了大量的臆想情节，让我觉得胸闷，看完之后更有些头晕。一部电影，能带给我这么多不良反应的，还真不多见。我不否认这部电影中蕴含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潜台词，不少人都能从中读到自己的内心，但是这部电影实在无法让我喜欢。

我还是自觉些去看美国人拍的头脑简单电影吧，欧洲电影，以后看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Li He 文 盎山 译

      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准备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而今，来自不同学派的各种思想对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新左派”。新左派的特征是：重视通过国家权力，来矫正由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引起的不公平以及其他负面影响。

       新左派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在刊物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来不断地吸引公众注意，给政治讨论定调。不少新左派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他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没受到政治流放，他们呼吁的是“体制内”的改革。但他们并不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后者大多是毛统治下的公务员，今天的新左派学者是“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的说法，他们可以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

       新左派的观点对中国的年轻人很有影响。新左派反对盛行的、以市场效率和全球化为名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在这种斗争中，普通农民和下岗工人也成了他们天然的同盟。

       新左派的观点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受到不少追捧。一个主要的左翼网站——“乌有之乡”自从2003年建站后已经有4,700万的访问量。在百度上搜索“新左派”，能得到15万条查询结果。

       胡温对“和谐社会”的强调，响应了新左派对农民、社会公正和福利问题的关注。更有消息称，新左派受到了胡温的赞同和支持。

       当今领导层的政策反映了新左派的影响。2005年底，胡锦涛和温家宝发布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和谐社会”的蓝本。自从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是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增长说成是压倒性的国家任务。相反，他们谈及引入福利国家的某些特色，承诺在养老金、失业补贴、医疗保险和产假等方面的投入将以每年20%的水平增长。对中国农村，他们保证会禁止随意收税、改善医疗和教育。他们还承诺会减少20%的能源消耗。

       相比毛时代的单一意识形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1世纪初年已经打开了一个公共空间，其中各种各样的理念从20世纪末就开始了激烈的角斗。这使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唯一来源的角色受到弱化。

新左派的形成

       1989年6月前，中国知识分子为党内的改革派提供了主要的社会帮助，而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国家官僚体制内。在80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通常分为两个阵营：改革派和保守派。

左还是右？

       在80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持相同的观点——支持改革开放，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相信这些与五四运动精神一脉相承。在1979-1989的第一轮改革开放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支持改革。

       在90年代，一系列事件导致知识阶层发生分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化的危险。突然间，资本主义变得并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繁荣富强。进而，在1999年，北约“误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在普通市民和游行的学生中激起了愤慨。中国的新左派采取了强硬的民族主义姿态，而自由派则为潮起的民族主义而忧心不已。

中国新左派的主要代表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了知识分子内部的紧张。贫富的两极分化震动了新左派，他们决心维护穷人的利益，要求改变改革的方向，主张强有力国家政权以保护穷人。

       “新左派”这一词被用来标明他们和旧左派的不同，后者是顽固的毛分子。很多新左派学者拒绝被标记成“新左派”。他们更喜欢“自由主义左翼”这个名头，因为左派在中国臭名昭著，总让人联想起文革中的左派。

       汪晖、崔之元、甘阳和王绍光是左派学者的领军人物。如上表所示，他们是中年知识分子，在西方受过教育或者生活过。难怪，他们会熟悉西方最新的、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评，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依赖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并利用这些来评价中国现代化中的问题。然而，新左派也各有不同，有的强调国家的角色和民族主义，有的重视社会公正，还有一些强调毛主义的实践。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辩论

       在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分成了两个阵营——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90年代中期，两方爆发了一场辩论，这是自49年以来以及经济改革之初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场面。他们针对经济改革的成果和方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主要的辩题是国家的角色问题。自从92年小平南巡后，国家的角色被弱化了。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促进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放权，但新左派阵营中的王绍光和胡鞍钢不这么认为。1993年，他们两人发表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坚决主张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主导市场改革。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中国政府真像王、胡说的那么软弱，还是坚持无论如何政府都该在经济中放手，以解放市场。但政府却不愿轻视王和胡的意见，他们的报告促发了 94年1月的税务改革，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责任分开，这一措施的社会影响至今仍在不断延续。

       需要指出的是，新左派学者并不希望取消市场、回退到前苏联经济模式。他们主要期望的是：一个国家管制的市场经济，伴有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不平等和保护环境。甘阳把新左派称为“新政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公有成分被私有化、并出现积极参与政治的新中产阶级后，自由才可能到来。

       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中国学术圈中最重要的话题。相关的讨论吸引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个阵营的学者，并促进了最高领导人对全球化的认识。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认为，虽然全球化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但中国还是该拥抱全球化。

经济改革的讨论

       新左派则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他们声称，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别的，就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西方传染病和市场传染病。自由主义者坚持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内部，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的改革，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同步进行。相反，新左派相信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外部，其根源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化问题上，一些新左派加入了民族主义大军。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也是近年来的讨论热点。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并不是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是腐败、权钱交易的结果；收入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专制。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彻底地背离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再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

       有关所有权改革的争执也引发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辩论。私有化过程中伴随着国有资产被抽干，这已备受指责，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融教授郎咸平使用会计方法以及知名企业如海尔、TCL和科隆的数据，展示了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一些新左派很快给领导层写信，呼吁调查郎咸平所指控的问题；最终中国证监会发现确有违规行为。

       自由主义经济家（也称主流经济学者）认为抽干国有资产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停滞下来，不平等和低效率都会出现，因而，诸如私有化之类的改革应该加快，而不是停滞。另外，自由主义经济家警告，对个人企业家侵吞国有资产的反对声越来越高，这可能会导致所有权改革的减速，恶化投资环境。他们认为，企业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

       虽然自由主义经济家为管理层收购股权而辩护，但公众舆论强烈地倒向了郎咸平。讽刺的是，中国虽然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想法和新自由主义者更近——后者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不是倾向于批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左派。

       另外一个争议点是物权法。2004年，中国宪法做了修正，提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了使这个说法有实际的定义，需要一个完整的物权法。 2005年，北大的法律教授、新左派学者巩献田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违反宪法，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他声称，物权法草案规定国有、集体所有、私有三者是平等的，这是“违宪”的。巩献田认为，该草案会“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更大的悬殊和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尖锐对立”。

       巩献田的信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最终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讨论。而立法的过程被延迟了。显然，呼吁“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和“和谐社会” 的中国领导意识到了，巨大的贫富悬殊会导致社会和政治风险。他们必须考虑新左派的看法和建议。政府明确物权、卖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受到新左派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政策会使一小部分富人得益。

       物权法的支持者主要是中国重要部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家，他们说，肯定所有权（特别是私人所有权）保护了数百万的工薪阶层和私人企业家的物质利益。它会鼓励更多的人为自己、为国家创造财富。它还会帮助私有经济防止经济犯罪，如他们员工的侵吞。

       该法案本来是计划在2005年通过的，但由于这些反对意见，上了立法日程却又被拿了下来。物权法的最终版本包含了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而制定的补充条款。虽然在修正后得到通过，但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的首次——一个法律建议案被汹涌的公共意见拖出轨道。

       总的说来，在市场和国有、外国和国内、西方和东方这些二元对立中，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为前者辩护，而新左派倒向后者。自由主义者相信，从长远看自由市场会支持增长，支持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争取政治权力，而激进的左派则毫不含糊地声称他们站在被剥夺者和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一边。虽然两方阵营的学者都占据了顶级研究结构的位置，但自由主义者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声音比新左派更受重视。

政党权力和新左派

       党的宣传机器既不和主张国家干涉的新左派唱一个调，也不与主张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者合拍。政府曾支持了引人瞩目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攻击。2007年7月，长期任职《读书》主编的汪晖和黄平被解职。此前，在其他的官方媒体上出现了对两人的一系列攻击。

       虽然和执政党的关系并不稳定，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出版自己的期刊。《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公共论丛》、《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是他们观点交锋的主要战场。学术性刊物的出现使学者们能彼此分享观点、辩论关键问题，并影响决策。

       信息自由一直被视为中国自由化的关键，如今互联网传播的信息量是以往难以想象的。互联网被广泛使用，政府再难以垄断信息来源。此外，非官方刊物、研究团体以及私人智库组织的研讨会都有助于传播各自的信息。

       北京当局已经很能容忍一些敏感问题的学术讨论，这种态度目前看来还会持续。这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由于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正在经历着没有足够理论基础和指导的巨大变化。为了收集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政策选择来促进现代化的目标，共产党可能会持续支持对经济改革的公共讨论，前提是不危及他们在现有体制的统治地位。

       其次，为了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又要防止西方思想在国内孵化异见。

       第三，当权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互相制约，都想限制对方发展理论一致性框架以支持他们政治立场。Peter Moody说的对，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当权者角力决定的，思想是他们彼此竞争的工具。         

讨论的影响

       过去十年里，思想界的讨论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首先，在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刚开始之际，这些讨论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圈中，他们的文章被批为艰深、晦涩。现在，他们的争论不仅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员，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工薪人士和网民。

       其次，辩论的中心已经从对理论的关注，转向和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第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关改革方向和策略的辩论已经变得激化。他们的争论不再仅是“茶杯里的风暴”。实际上，“争夺话语权”已经成了中国媒体的常用语。

       并且，如今有各种各样的途经来传播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思想。辩论不仅出现在传统的平面媒体上，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世界里。敏感的话题频频出现在互联网上，因为在网络上思想传播得更快、更方便。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确会成为对共产党的挑战。然而，目前为止，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讨论对改革产生的作用还是积极的。

       第一，这些讨论使公众注意到了重要政策变化产生的后果。例如，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不断利用 “乌有之乡”网站这个平台，来质疑政府全民皆商的议程。他们着重指出了这种路线的负面社会影响，激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发展方向的讨论。在《读书》发表“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农村）的文章前，政府都不承认存在三农问题。但两年后，这个问题摆上了全国人大的日程。在过去几年，领导层强调了政策要从以增长为中心转变到更平衡的以发展为中心。

       第二，这些讨论给决策者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增大了政策选择的范围。他们的一些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成了官方的政策。从70年代末期开始，决策过程比以往公开，开始受到来自政府机构之外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有关政策有效性的公开辩论影响了公众意见，在某些情况下还带来了政策的变化。王绍光和胡鞍钢在93年有关国家能力的报告，被视为对经济改革的重要贡献，对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证明是有帮助的。

       崔之元对“股份合作制”的观点也产生了政治影响。1994年，崔之元写了篇文章，主张继续保持“股份合作制”——一种劳资合作关系。一个高层领导人读了这篇文章后，决定允许“股份合作制”在农村继续存在。共产党的集权化决策方式有很多缺点，但也有优点——它使得激进（但言之有理）的理念较为容易落实，只要能说服最高领导层。

       第三、虽然北京既不支持新左派，也不支持自由主义，但他们的讨论还是产生了很多新思想、见解和路线，可供领导层择优录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种新模式的一个样板。从自由主义者那里，中国领导人继续了“不断试验”的思想——一种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还接受了市场会驱动经济增长的意见。而新左派则让领导层注意到了不平等的问题和环境问题，促使他们去寻求能把合作和竞争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用汪晖的话说：“在过去，政策是由政府内部制定，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政策创新）是由社会而来。”

       最后，思想讨论也拓宽了决策者的视野。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讨论已经渗透到官方论述。例如，“社会公正”这一词，在90年代被广泛讨论，现在成了官牍中的常用词汇。中国人喜欢争辩：到底是知识分子影响了决策者，还是决策者利用知识分子作为传声筒，来推进他们自己的观点。不管答案如何，这些思想讨论都成为了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为当局扩大了政策的选择范围。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不是上一秒，也不是下一秒，就是这一秒。

在wikipedia上简单查了点资料列在这里，过几天有时间的话，在别的地方再搜集点资料补上来。可惜不是学历史的，要不然就以“同治中兴与改革开放”作为研究课题，该是很有意思的方向。

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中叶后，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古时亦有人把清代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中兴的阶段，但现时普遍都认为中兴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

措施：

• 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利益及传统的儒家思想，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组织湘、淮团练，对抗太平天国。
• 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
• 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
• 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极力与西方列强维系友好合作的关系。

主要执行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个决策的成效之一便是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中国大陆向世界开放，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国际上的形象，使中国大陆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措施：

• 农村经济改革。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公开支持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项措施。不久，在中国所有的农村都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的体制转变。并鼓励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副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并废除了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由于步入20世纪，90年代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农村地区贫富分化抱以足够的关注，事态逐步成为中国迅速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复兴的最大障碍——三农问题。
• 城市改革。邓小平在1977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便提出以科学技术带动社会生产力。1985年的改革更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理念：政府一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遣返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观念，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的改革取得的进展并没有预期的成效，反而在原有计划经济理论遭到抛弃的情况下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思想混乱。加之1985年以来政府不断放宽思想言论控制，原先身为“封资修大毒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开始被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对西方民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日后两次大规模学生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自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的立场日趋保守，不但改革步伐放缓，党内也出现了重提阶级斗争观念的声音，政府放缓城市改革步伐，转而开始控制国内混乱的思想、经济。1992年过后，退出中国政坛的邓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视中国数个设立经济特区的省份，发表了事后称为“南巡讲话”的发言，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个人威望重新将改革开放的政策稳定下来，政府再度对城市的体制进行改革，并不断将各种政治决策公开化，并设立听证会以便于民众参与政治决策。
• 对外开放。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放宽对对外贸易的限制，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1年后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省厦门四个地区宣布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参考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将加工装配、合资经营作为主要的外贸形式，并许可了少量外商独资企业存在，意图从中学习领先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的四个试点城市的发展模式在1980年邓小平南下巡视时被给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上海等14个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将环渤海地区、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州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感受到对外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后，中国政府将海南岛单独设省后全省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开放区。同时对外开放的地点也随着沿海向内陆地区发展。

主要执行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

西安的雨真多，这和我来之前的印象差别很大，哪里像是个北方城市啊。

有朋友戏称是三峡的蓄水给西安带来了丰沛的水气，但我怎么记得刚来西安的那个秋天，连绵几天的雨就一直下个不停。

那是2000年的秋天，印象最深的是在下自习的晚上，一个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雨声陪着一路，我打着伞，心里想的是该给吴丹打个电话吧，说说大一的辛苦和迷惘。

那时候还常和吴丹通信，几乎每周都会收到信件，也会寄出信件。那时候的吴丹学心理学，喜欢思辨的游戏和剖析人性，而我喜欢趴在自习室的大桌子上画工程制图。

8年过去了，吴丹已经融入了上海浓浓的商业气氛，想的和做的都是怎么赚更多钱。而我还在西安呆着，每天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其实都不知自己的理想在哪里。

8年的时间，世界改变了很多很多。

天凉了，明天是要考虑下是不是该加件衣服了。

说实话不是个好电影，电影中的三个女人，周迅痴，赵薇傻，孙俪笨。

评论完毕。

晚上和一师弟喝了半斤白酒，太白五年洞藏，很不错，喝得很舒服。

每次只有在酒后才感觉到最舒服的状态，也不止一次的说，酒醉后的我是更完美的我。

或许是因为平时思考太多，反而误了自己。

其实，一切的一切，宛如春风化雨，自然而自在，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我就是我，无人可替代。

我是周亚东，理想主义的大龄未婚待业伪文艺男青年，我为我而骄傲！

记得以前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人这一辈子需要另一半，是因为每个人灵魂深处都是孤独的。这是一种带点悲观色彩的论调，但事实仿佛真是如此。虽然有了另一半不能彻底解决这种孤独感，但是可以缓解的。

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可以抑制负面情绪对生活工作的干扰，但无法抑制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独处家中，怎能不感到独孤？

于是我们学会了在孤独的时候，看新闻、看电视、看电影、看小说，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来充斥自己的头脑，从而忽略掉那一抹脆弱的情绪。这是很有效的方式，但无异于饮鸩止渴，在头脑已经无法装入更多信息的时候，孤独还是会悄悄探出头，挠一下心头最软弱的那点，于是前功尽弃，更加难过。

我还想说很久以前说过的一句话：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怎么生活变成了现在这幅摸样！

小7几周前推荐的电影，说是看这电影像是在做梦一样。

今天看了这部电影，看得云里雾里，越看越糊涂，以为在电影结束时，一切会真相大白，结果看到最后，也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电影中情节有很多部分有悖于基本的逻辑。忍不住去douban上找影评看，才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电影里的大部分情节就是梦境，一个长长的梦魇啊。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292217/

这两天一直在听，大概因为看了王清的文章，觉得该听一下。

郑智化唱歌略带一点哭腔，唱得很有些悲凉，歌词大多很好，值得去体会下。总觉得郑智化唱的是三十岁男人的悲歌，不知道为啥王清老听，按说他还挺年轻的。不过我也喜欢，只是没办法常听，总觉得听多了难受得很，也就是工作比较繁忙的时候听，听着听着就觉得这个世界不止我一个苦闷的人，至少还有一个郑智化。不过他是残疾的，我能稍微好一点，残疾的是灵魂，不会被人一眼看出来。

记得在高中时候，一段时间晚上10点多，汉中音乐台有个DJ喜欢播放郑智化的歌，并且在念郑智化的自传性质的文章，很好听。DJ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有低沉的嗓音，和让人无尽回味的故事。

七天的长假剩下最后一天了，有些不舍，难得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不用管项目的进展，不用开冗长的讨论会，不用应付辛苦的演示，不用管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专心安宁的读论文，做实验。虽然作息比平时更加不规律，但是却感觉很放松，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了08年的国庆长假，是之前未曾想到的。曾经希望在暑假时能安心做点研究，把手头有的一两个想法实现下，最后均应各种原因未能完成。当然，这些原因都有一些共性，就是心浮气躁之下的忙碌玩耍。终于，在国庆前夕，心是静下来了，难得的好状态啊，可以安心做些事情了。

博士读到了最艰难最关键的阶段，挺过去了，就差不多该毕业了，挺不过去，就会陷入无法解脱的危机中。经过了三年的科研经历积累，确实成长了不少，差不多到所谓厚积薄发的时候了。哈哈，也不得不爆发了，否则真要灰溜溜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了。想想读博这几年，前半段过得还是挺轻松的，有114的兄弟姐妹们陪伴着，每天都会有值得回忆的好玩事情发生，隔上些日子就会以各种理由或是聚餐，或是出游，那段时光，过得实在轻松啊。大家毕业一年了，每个人都基本适应了新的生活，王阳和pear的小宝宝也要满月了，虽然大家日常的联系不多，但偶然收到远方来的一条短信或是电话，都会觉得亲切无比。兄弟姐妹们，想着幸福的彼岸，继续努力啊！

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奇梦达要被美光收购，随即给海亮打了电话询问了情况，得知公司内部已经有相应动作配合这次收购，而海亮也准备趁此机会利用一直未休的婚假，带着老婆出去旅旅游。海亮对公司的情况反应很平淡，一副“他强由他强，我自明月照大江”的心态，让人不得不佩服。海亮是有家庭温暖着的男人，果然是不一样啊。psk在长假里去拜访老丈人，不知他和大黄啥时候能修成正果，也好些年了，虽然有些困难，但还要努力啊。昨晚和小白闲聊，得知小白的婚期也快了，可能在年底就会有消息。大黄小白本是一对，如果能搞个集体婚礼，应该很不错。

最近开始读一些财经方面的书，主要是现在的经济状况有些担忧，美国的经济衰退看来是无法避免了，就是看程度的深浅问题。过度的投机，和缺乏有效制约的高风险放贷，似乎是这次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又是一次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势力大洗牌了，上次的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的经济实力大幅崛起，那么这次呢，谁会是最后的受益者呢？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美国依然会是那个最大的赢家，破而后立，继而走向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吧。